文／張家榕
北捷車廂內的隨機砍人事件，每一次發生，社會便再度陷入熟悉的檢討循環：警方是否即時到場？刑責是否足夠？精神疾病通報是否失靈？然而，這些問題反覆被討論，卻始終刻意忽略一個更現實的關鍵—在警察抵達之前，現場其實早已有第一線人員存在，卻被制度訓練成「只能在場、不能介入的人」。以台北捷運公司為例，長期配置大量保全人力，卻在制度設計上將其角色限縮於通報與配合，讓公共安全在最關鍵的時間點出現真空。
這樣的設計，直接製造出一個危險矛盾：事件發生後，社會回頭質問「為何沒有人制止」，但事件發生前，制度卻不斷告誡第一線「不要碰人、避免衝突、等警察來」。問題不在於保全是否怠惰，而在於這套長期運作的管理邏輯，實際上讓第一線不敢行動。更諷刺的是，法律本身其實並非如此保守。當重大暴力行為正在發生，我國法制早已承認現行犯不僅可由警察處置，人民亦得在合理必要範圍內制止。然而，這項法律授權，從未被清楚轉化為第一線保全人員可理解、可操作的實務指引，導致「法律允許、制度卻封口」的荒謬現象。
在實務現場，保全人員幾乎未曾接受完整的現行犯處置、正當防衛或合理必要性判斷訓練，只知道「一出手就可能惹麻煩」。久而久之，法律上「人人得以制止現行犯」的規範，被制度消磨成一句空話。當危險真正出現，第一線只能選擇退縮，而社會卻在悲劇發生後，將責任回推給個人。於是，有人轉而主張是否應比照上海地鐵在入口全面安檢，但這樣的高度控制模式，必須付出龐大人力成本、通行效率與隱私代價，未必符合台灣的法治文化與生活型態。與其用最昂貴、最干擾日常的方式處理風險，不如誠實面對：真正的破口，從來不在入口，而在制度是否信任並賦權給最接近風險的人。
同樣的結構性問題，也清楚存在於公寓大廈。駐衛保全每天面對住戶衝突、情緒失控、可疑行為與風險徵兆，理論上正是最有可能及早介入、預防失控的角色。若從政府近年強調的「全社會防衛韌性」來看，公寓大廈駐衛保全正是最具體、也最可驗證的社會治安協力者。韌性不只存在於國防或演練文件，而是體現在日常是否讓每一個關鍵節點具備判斷風險、回應異常的能力；若制度一方面承認法律給了工具，另一方面卻壓抑第一線的行動空間，全社會防衛終究只會停留在口號。北捷砍人事件真正該反省的，不只是警力配置，而是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公共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從來不只在警察身上，也站在那些長期被忽視、卻最靠近人民生活現場的人身上。
作者：張家榕／台灣物業優化精進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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