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十年,OTT 平台一度被視為「取代電視」的未來象徵。從 Netflix、YouTube 到各式串流服務,媒體產業曾集體相信:只要觀眾離開電視機、轉向手機與平台,內容就能自然跟著走向更新、更自由、也更民主的型態。然而,近期數據卻顯示,這條被視為「單向前進」的轉型之路,正出現明顯的減速與反思。
根據台灣主管機關NCC的最新觀察,OTT 的收視與付費動能不再持續成長,部分族群甚至出現回流傳統電視或轉向免費平台的現象[1]。這不僅是一個「訂閱疲勞」或「景氣循環」的問題,而是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媒體轉型的核心,究竟是載具的更替,還是角色與責任的重塑?
當「平台神話」退燒,媒體不能只剩商業解釋
OTT 收視下滑,最直觀的解釋往往是價格、競爭與內容疲乏。[2]平台愈來愈多、訂閱費層層堆疊,觀眾自然開始取捨;內容大量複製成功公式,也讓「追劇」從新鮮感變成負擔。然而,若只停留在市場供需的層次,反而掩蓋了一個更關鍵的問題:OTT 並未真正承接「媒體」這個角色,而更像是一種高度商品化的內容管道。
多數串流平台的核心邏輯,是演算法最佳化與用戶留存,而非公共資訊、社會對話或公民知情權。當 OTT 被當成「媒體未來」時,我們其實默許了一件事——媒體的公共性,可以被無限弱化,只要內容夠吸引人即可。如今收視下滑,反而暴露了這套邏輯的脆弱:一旦娛樂價值下降,平台與觀眾之間便缺乏更深層的連結。
從「離開電視」到「重新選擇媒體」
OTT 動能放緩,並不必然代表觀眾回到傳統電視,而是顯示觀眾正在重新分配「注意力信任」。部分新聞、重大事件或即時資訊,仍然高度依賴具有編輯責任與品牌信譽的媒體;相反地,純娛樂內容則可能快速被替代、被滑過、被放棄。
這提醒我們:觀眾從來不是單純在選擇螢幕,而是在選擇「誰替我判斷重要性」。
當 OTT 平台刻意去編輯、去價值排序,只留下個人化推薦,觀眾短期或許感到自由,長期卻可能感到資訊破碎、缺乏方向。這正是傳統媒體——特別是新聞型媒體——仍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地方。
真正的轉型,不是「上架平台」,而是「重新定義使命」
不少電視台與新聞機構,將轉型簡化為「內容上架 OTT」、「剪成短影音」、「追平台流量」。這些策略並非錯誤,但若缺乏更高層次的角色反思,最終只會讓媒體在平台邏輯中被邊緣化。
媒體轉型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放棄電視,而在於是否清楚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我們要為誰服務?
第二,我們提供的是什麼不可取代的價值?
第三,當平台與市場失靈時,誰負責補位?
在 OTT 收視下滑的此刻,媒體反而迎來一個重新站穩公共角色的契機——不是回到舊時代的權威,而是成為可信任的策展者、解釋者與責任承擔者。
對台灣媒體而言,這是一場「慢轉型」的耐力賽
台灣的媒體市場規模有限,既無法完全複製國際 OTT 的資本模式,也難以承受平台演算法的高度不透明。在這樣的條件下,媒體轉型若只剩下追逐流量,反而更容易耗損品牌與信任。
OTT 收視下滑不是警訊,而是一個提醒:媒體不能把未來全部外包給平台。
真正可持續的轉型,來自於清楚界定自身的公共價值,並在不同載具上維持一致的編輯倫理與責任結構。
退燒的不是 OTT,而是對「技術救世」的迷信
OTT 的成長放緩,象徵的不是科技的失敗,而是我們終於必須承認:媒體的問題,從來不是技術可以單獨解決的。
媒體的未來,不在於更快的推薦、更短的影片,而在於是否仍有人願意、也有能力,為公共資訊負責。
當市場熱潮退去,留下來的,才是真正的媒體考驗。
[1] https://crctaiwan.dcat.nycu.edu.tw/industrynews_detail.asp?IN_ID=11249&utm
根據 NCC 最新的 113 年度通訊傳播市場調查報告,約 58.6% 的民眾有付費訂閱 OTT 服務,顯示 OTT 付費市場已超過一半民眾參與。
同報告指出,16 歲以上民眾在住處的主要收視來源中,OTT TV 約占 16%,僅次於有線電視(58.3%)與 MOD(17.4%),但仍超越無線電視(7.5%)。
[2]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8517985?utm
「分析民眾透過OTT業者付費訂閱的情形,觀察2023年至2024年趨勢變化,皆以Netflix為主,比率自94%微幅下降到2024年的88.8%;其次為Disney+,比率自31.7%下降到2024年的21.2%。調查也指出,OTT競爭白熱化,但是境外業者與本土業者的訂閱率仍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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