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職業不分貴賤，專業不容歧視-為第一線保全人員說一句公道話

文／張家榕
「職業無貴賤，專業不可踐踏」此言在台灣社會早已耳熟能詳，然實踐卻遠未跟上。近期桃園女教師昏倒事件中，保全人員施行心肺復甦術（CPR）卻遭誣指猥褻，最終法院判決無罪，該案再次殘酷揭示一個現實：我們口口聲聲尊重勞動，卻在第一時間毫不猶豫地將偏見投射於站在第一線、同時處境最為脆弱的保全群體。令人深思的是，多數懷疑並非基於具體證據，而是從「就只是保全」四字出發，這四字背後隱含階級偏見、學歷污名及道德預設，彷彿保全的每一舉動都易被視為不軌，每一判斷皆不被信任。當他伸手施救，便遭質疑動機不純；若選擇謹慎退後，則被指冷漠無情。此種社會氛圍，表面追求性別正義與人身安全，實則易滑向以職業身份進行道德審判的另一種暴力。

究竟保全扮演何種角色？在公寓大廈、校園、商辦及工業園區，保全已非昔日臨時站崗者，而是嵌入空間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其受專門法規約束，須經特定管道就業，具公司制度與管理規範，勤務內容與責任明確。工作範疇從門禁管理擴及安全巡檢、災害通報、緊急應變及避難協助等多面向。許多物業管理實務中，保全更被視為「社區安全網」的第一道防線。從制度層面觀之，國家對保全的期待不容小覷，職前訓練需達一定時數，涵蓋法律常識、職業倫理、勤務規範及報案程序；在職期間亦須定期接受教育訓練，以確保對新型風險及現行法規具基本認知。部分場所更要求具備防災、防火管理等專業背景人員配合，實務上多由保全承擔，透過課程與考試取得證明，成為演練與初期應變的關鍵節點。換言之，保全非「誰都能站崗」的工作，而是法律與行政規範賦予期待的專業崗位。

因此，當輿論面對爭議事件，輕率以「他又不是醫護」「他只是保全」否定其專業正當性，實際上是否認了社會將安全責任交付保全的選擇。社會一方面透過制度安排，將大量安全事務外包給保全，另一方面危機發生時，卻迅速撤回支持與信任，將所有風險與責難推回個別保全身上，此種卸責機制既便利亦殘酷。從社會結構角度看，保全處於權力不對等的交匯點。一端是掌握聘僱解僱權的業主、管委會及公司管理層；另一端是掌握日常評價與投訴權的住戶、師生或民眾。保全既屬管理體系一環，亦須維繫與使用者的和諧關係，於夾縫中求生存。故其長期承受三重壓力，自上而下的績效與紀律要求、自下而上的情緒與抱怨，以及法律責任與輿論審判的不確定風險。此種工作條件本身即高度脆弱，易被視為「消耗品」。

當社會習慣以「可被消耗」眼光看待某職業，對其要求不再是專業尊嚴，而僅剩服從與承擔。火警時保全必須挺身而出；糾紛發生時成為第一線擋箭牌；有人昏倒時急忙救援；事後若稍有不如人意，便成為最易被犧牲者。公司聲明「會處理」「屬個案」「已解僱」等，將結構性問題歸結為個人命運，非僅職場不公，更是公共討論長期忽視的盲點。尤須警惕的是，該案因涉及性別、身體與意識不清，輿論易陷入情緒化解讀，甚至出現「寧錯殺勿放過」的極端言論。性暴力確需嚴肅對待，社會過去長期忽視受害者處境；但「相信指控」與「無條件預設被告有罪」間，存在事證與程序的關鍵界線。同理，「保護弱勢」與「以另一弱勢代罪」間，亦有不可模糊的分界，即是否願正視職業階層背後的權力關係。當指控者與被指控者皆處結構弱勢，正義不應簡化為二元對立。

值得深思的是，社會集體心理已形成偷懶邏輯，面對不確定，先標籤「最易被質疑者」，藉攻擊其人證明對正義的忠誠。保全因薪資低、社會地位弱、缺乏發聲管道，自然成為最便靶子。此種操作累積，不僅犧牲個案，更使社會對專業與證據的標準逐漸滑落。從公共政策與社會治理角度，此事件不應淪為媒體話題，而應成為反思契機。我們需雙軌並行，一方面持續強化保全專業訓練與職業倫理，明確指引值勤行為，包括緊急醫療協助範圍與標準；另一方面思考如何在制度上為善意執勤的第一線人員提供法律與心理防護，避免「出手即挨告、不做也挨罵」的兩難成為常態。

在公寓大廈管理領域，常強調「專業分工」與「權責相符」。既然保全置於安全秩序前線，便不應僅視為「可替代勞工」，而應視為具特定專業角色者，給予相應尊重、報酬與制度支持。社會亦須節制以職業高低判斷人品的衝動，畢竟當我們習慣說「就只是保全」時，實際上也在為未來可能依賴他們的時刻埋下風險。該案判決由法院作出，然社會價值的判斷仍在進行。我們期望成為何種社會？是遇事先以職業定性他人，還是以事實、制度與專業標準衡量是非？若真心盼望後者壯大，至少從現在起，收回「就只是保全」的說法，承認站在門口者不僅是看門人，更是社會安全體系一員，值得被視為專業工作者。唯有如此，社會方有資格期待，在危急時刻，他們仍願挺身而出。

作者：張家榕／台灣物業優化精進協會創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