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校園割頸案背後的司法真相：當制度選擇放開被害者的手

文／陳建璋
引言：不是一句話的失言，而是一整套系統的慣性作用
2023年12月，一宗校園割頸案震撼全台。郭姓少年在同學面前被唆使持刀行凶，血染校園，受害者家長的哭喊穿透教室牆壁，傳遍社會媒體。

「我只想抱住他，告訴他沒事…」受害者母親在庭外的聲音顫抖，手裡緊握著孩子的書包，像是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表面上，二審加重刑期、最高法院定讞，正義似乎已伸張。但真正令人不安的，並非單一判決或一句「孝順說」的荒唐，而是整個司法程序本身。當制度設計只要「照流程走」，受害者的安全與意願就會被反覆剝奪。問題不在個人，也不在情緒，而在結構。

心理創傷研究指出，受害者的痛苦需要長期時間與安全空間才能療癒，創傷記憶往往長達十年以上。與此相比，少年司法追求快速結案、推動修復式程序、以及民事賠償安排，往往效率凌駕於創傷，將制度性壓迫包裝成「善意介入」。

當法官在家屬仍處於劇痛期時，推動「修復式對話」，原本用來彌補衝突裂痕的修復式程序，可能反而演變成權力遊戲。民事法庭的安排，甚至可能讓加害者掌握受害者個資，制度保護的盾牌變成冷漠的空殼。這不是個案或單一句話的問題，而是一整套系統的慣性作用在運作。

第一道失守：教化理想為何最後會凌駕於生命代價
少年司法的理想，是《少年事件處理法》明文規定的「教化優先原則」。刑事政策希望透過教育與矯正教學，引導犯錯少年回歸社會，把每一次偏差行為轉化為學習契機。然而，當這套理想制度被機械式套用在嚴重致死案件上，受害者的生命成本卻反被悄悄忽略。校園割頸案與其他致命暴力事件顯示，制度表面上有秩序、程序上有規範，但在每一次刑事程序、假釋審核、矯正學校評估背後，其實存在一套冷冰冰的「精算邏輯」。「他們好像只在算表格上的分數，沒有人問過我孩子的傷痛，沒有人問我們家還能不能睡著。」受害者父親的聲音低沉，眼神空洞。

服刑年限、再犯率預測、矯正成果報告…一切圍繞著「如何把少年教化最大化」，卻鮮少問一句：有誰計算過被害者和家屬的痛苦？

當法官、矯正官員、心理評估團隊過度關注加害者的矯正進度時，受害者可能被迫參與程序或面對加害者對話，創傷反而被二次放大。

換言之，當教化一直持續而沒有代價的邊界，就會變成對被害者的制度性忽視。系統自動優先保護加害者的教育權，卻不計代價地犧牲受害者的安全、尊嚴與心理復原。科學與政策研究指出，建立「受害者代價邊界」指標，並要求任何教化措施必須經過創傷風險評估、心理準備確認與安全保護規範，是實現公平與正義的平衡關鍵。

第二道失守：修復式司法的專業潰堤
修復式司法原本是一套法律、犯罪學與心理科學交織的制度，設計理念清楚：自願、合意、專業中介是三大核心要件。目的在尊重受害者意願的前提下，提供心理安全、修復社會關係的可能。

然而，在校園割頸案中，這三大要件全數未被落實。法官在法庭上跨界探詢受害者心理，律師策略性介入，加害者試圖以社會善款抵銷賠償…表面上的「修復」背後，是制度初衷被顛覆的現實。

受害者被迫承受心理壓力，甚至被暗示「不原諒，就不孝順」，此時權力已從應該傾向保護受害者的一方，錯置到加害者、程序與符號之上。

心理學與犯罪學研究指出，重創傷事件的心理復原需要長期且安全的支持，而制度安排的時間尺度卻完全錯置。

司法程序約在五年內定讞，然而受害者的創傷恢復需要達十年甚至更久，導致司法效率凌駕於心理安全，使修復式司法從治癒工具轉變為二次創傷的溫床。

權力錯置、權力不對等、時間尺度錯亂：這三個制度缺口，將原本應該提供保護的「修復」程序，變成對受害者心理的制度性侵蝕。

「每一次坐在那個房間裡，我都像回到案發當天…我沒準備好，但沒有人問。」受害者母親回憶，淚水打濕手帕。

為避免制度化壓迫再次發生，修復式司法必須建立「受害者安全閾值」，在任何程序啟動前，心理師或修復促進者需確認受害者心理準備與自願意願。專業中介角色必須獨立於法官與律師，確保權力平衡，避免對話被程序化而被情緒勒索。

第三道失守：被害者權利的制度性消失
理論上，民事程序應該是受害者的最後防線：保護個資、維護安全、確保賠償。但在校園割頸案中，這道防線徹底潰散。受害者住址被民事程序公開，加害者律師甚至可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支付費用。面對曾揚言「等我出去你就知道」的兇手，家屬的安全感蕩然無存。心理學研究指出，再次暴露在威脅下會強化創傷記憶，使原本應被治癒的心理創傷反覆被激活。制度理應在民事程序中設置保護閾值，但程序優先與效率計算，卻把受害者置於風險之中。荒謬的是，辯護律師甚至意圖將大眾捐贈給受害家屬的1424萬愛心款項主張抵充為「賠償金額」。而加害者林姓少女家屬僅支付20萬元。

換句話說，法律為了保護加害者的未來，放棄保護受害者的現在，正義在此刻徹底變質。建議民事賠償程序必須優先採取保護措施，包括地址隱匿、通信隔離、司法保護令。法律扶助或社會資源應明確限制於保障被害者權益，避免反向抵銷或利益倒置。資訊透明化是關鍵，心理衡鑑與處遇紀錄應在保護隱私前提下，讓受害者及其代理人可監督程序進展。

第三道失守：結構性失守帶來的社會後果
這不只是悲傷，也不是一時的憤怒。當制度一次又一次選擇放手受害者，社會信任的基礎就開始崩解。家長看到法律無法保護孩子，鄰里看到加害者安然獲得社會資源，公眾看到司法流程僅追求效率而忽略創傷，信任鏈條一環接一環因而斷裂。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指出，當制度對受害者的保護不足，社會成員的安全感與對制度的信任呈指數下降，並伴隨長期創傷擴散效應。

這將導致下一個潛在受害者、下一起悲劇，不再是偶然，而是一種制度性必然。「個案處理完畢」的表象，其實掩蓋了結構性失職的真相。每一次看似結案的裁定，都可能成為下一次悲劇的溫床。

流程優先、效率凌駕創傷、受害者被動放手，無一不在控訴制度在無聲中宣告，它不再接住你的眼淚。為避免下一個悲劇重演，制度設計應將受害者安全、心理修復與資訊透明置於首位，而非僅追求流程效率。每起重大案件後，應進行系統性檢討、補漏洞、設防線。社會信任建構需要法律、教育、社工與心理支援的多層聯動，而非僅依靠刑責或賠償。

結語：制度如果不改，下次只是換一個名字
真正成熟的司法，不是敢談寬恕，而是敢在最困難的時候，先站在被害者那一邊。當流程、效率、制度設計優先於受害者的安全與尊嚴，悲劇不再是意外，而將成為制度性必然。每一次荒謬裁定、每一次權力錯置、每一次創傷被忽略，都是對社會信任的侵蝕。今天的校園悲劇，明天可能只是換一個名字。心理學研究提醒，創傷恢復需要長期安全感與控制感，而制度忽視這一點，任何速成或流程優先的「正義」都可能成為二次創傷的催化劑。

社會學研究則表明，制度保護失靈會擴散恐懼與不信任，形成整個社會的安全赤字。

建議實務圍繞三大核心討論之：
1、制度檢討必須以受害者為中心，而非僅維護流程完整。
2、司法、社工、心理支援與資訊透明必須形成聯動防線，確保每個程序都真實保護受害者。
3、「結案」不等於正義完成，每一個制度環節都應自問：這一步，受害者安全了嗎？

唯有如此，制度才有可能從傷害者手中奪回正義，並重建社會信任。悲劇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系統性失守的結果。唯有以受害者為核心重構制度，正義才能回到每一條被忽略的生命手中。

作者：陳建璋／抗癌鬥士、任職於法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