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假新聞橫行、AI 技術急速滲透新聞室的當下，新聞倫理不再只是教科書上的抽象名詞，而是攸關媒體存亡的核心課題。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JR）近期刊出的〈十三位新聞人如何重新思考新聞倫理〉，正好提供了一扇觀察之窗。
新聞倫理從來不是一套可以刻在石板上的戒律。它更像一個不斷被重寫的使用說明書：媒體遇上新技術、新政治語境、新商業模式，就得重新翻頁，甚至撕掉原本的章節。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JR）訪問了十三位來自新聞業與學術界的重要聲音，從川普時代的「假新聞」指控，到 AI 工具的滲透，再到非營利新聞的資金依賴，他們正面對同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重想新聞倫理？[1]
從「偏見」指控到事實守門
新聞倫理學者 Stephen J.A. Ward [2]認為，記者必須承認並正視「偏見」指控的殺傷力。當政治人物和群眾輕易喊出「主流媒體有偏見」時，新聞人不能只是被動防守。他主張建立跨媒體的事實監督體系，甚至把媒體教育推向公眾，讓人們看見新聞如何被製作。換言之，倫理不只是內部規範，而是一種對外的公共教學。
這種想法值得台灣媒體深思。當政客隨口批評「綠媒」「藍媒」，新聞機構若只強調「我們是中立的」往往蒼白無力。唯有展現事實查核的制度化過程，才能真正回應「偏見」的質疑。
AI 的透明承諾
美國資深新聞人、媒體評論者與研究者Tom Rosenstiel [3]把焦點放在人工智慧。他提醒新聞機構，透明比技術更重要。AI 可以協助整理資料、翻譯或提供線索，但媒體必須向受眾說清楚：AI 在哪裡被用到、在哪裡被禁用。例如「AI 可以幫助編排新聞摘要，但不會代替記者撰寫報導」。這種「使用說明」是新時代的倫理底線。
想想台灣現況：不少新聞編輯部已經默默使用 AI 生成財經快訊、翻譯國際新聞，但卻鮮少對外揭露。當讀者懷疑「這篇是不是機器寫的」時，媒體的沉默會直接消耗信任。
匿名爆料與動機揭露
美國資深新聞人與新聞倫理倡導者，曾任 《Reuters》（路透社）總編輯（2011-2021 年）的Steve Adler [4]提出一個挑釁性的觀點：匿名爆料的價值不只在於資訊真假，還在於誰在爆料、為何爆料。這些背景資訊有時甚至比內容本身更具新聞價值。這提醒我們，新聞倫理並非只問「能不能用」，還要問「該怎麼解釋」。
在台灣，政治圈匿名爆料層出不窮，從內幕簡訊到錄音檔流出，媒體常常急於「搶第一」。但若不揭示爆料者的可能立場與利益關係，新聞就淪為派系工具。
影像真偽與新型技術
AP 的 John Daniszewski [5]對影像驗證特別憂心。他建議媒體應與攝影者保持直接聯繫，甚至考慮利用區塊鏈技術追蹤照片真偽。這是因應「深偽時代」的必修課。
對照台灣，從疫情期間的假照片，到選舉中的移花接木影像，影像驗證機制幾乎完全依賴少數查核單位。未來，新聞室必須內建這樣的流程，而不是外包給第三方。
對抗政治謊言的倫理躍遷
曾在 Associated Press 與多家報紙任編輯，也曾擔任「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的倫理與多樣性主管的 Rod Hicks [6] 強調，當政客說謊，記者不能只冷冰冰「引述」並附上另一方說法，而應立即加上證據反駁。這挑戰了傳統「平衡報導」的慣例。
這一點對川普時代的美國至關重要，也對台灣同樣切身。當候選人公開說「高端疫苗沒通過三期就上市」、「某某人貪污幾十億」時，新聞若只呈現雙方攻防，而沒有立即驗證，就等同助長謊言。
「爭議」並非新聞的保護傘
現任美國聖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馬克庫拉應用倫理中心（Markkula Center for Applied Ethics）的新聞與媒體倫理計畫主任Subramaniam Vincent [7]進一步指出，「爭議」這個詞常被濫用。媒體往往把沒有根據的說法放大成「雙方爭議」，讓錯誤訊息獲得舞台。他提醒新聞室必須重新定義什麼才是真正的爭議。
台灣媒體對此並不陌生：每逢選舉，候選人一句捕風捉影的指控，就足以製造一整天的「爭議新聞」。這其實是倫理懶惰，而非專業。
聆聽受眾，避免資訊疲勞
印裔美國資深新聞人，現任 Vox 的主編暨出版人，曾在 The Atlantic 任管理主編，在 The Washington Post 擔任全球／國家安全與破題新聞編輯等職務 的 Swati Sharma [8]認為，新聞倫理還包含「如何對待閱聽眾」。過度轟炸、無差別推送，不僅導致資訊疲勞，也損害閱聽眾對媒體的依賴。新聞室應該從閱聽眾需求出發，設計更有意義的內容。
台灣新聞網站每天充斥數百篇「即時新聞」，大多只是同一則消息的細碎重複。這種內容策略，早已把讀者逼向社群媒體。
從技術優勢到倫理優勢
NPR 的 Tony Cavin [9]指出，過去新聞人掌握昂貴的設備與技術優勢，能自動與「素人」區隔。但今天人人都能做出專業外觀的影音產品，媒體唯一能凸顯差異的，就是堅守標準與倫理。
這句話聽來沉重，卻也是對台灣新聞業的寫照：當 YouTuber 與抖音網紅快速搶奪注意力，媒體若無法展現倫理上的自律，就會徹底失去存在理由。
匿名、閱聽眾與客觀性的再思
WSJ 的 Elena Cherney 重申，匿名來源必須謹慎使用，僅在公共利益重大時才合理，且要清楚標示處理過程。Poynter 的 Kelly McBride 則強調，倫理不能只是內部規則，必須邀請閱聽眾參與，否則會脫節。至於 Joel Simon，則挑戰「客觀性」的神話：客觀不是普世原則，而是新聞機構的策略選擇。
這三種聲音，拼湊出一個重要訊息：新聞倫理的基準點，不再是單一真理，而是透明與公眾信任。
非營利新聞與金錢倫理
隨著美國越來越多新聞室走向非營利模式，Texas Tribune 的 Matthew Watkins 提醒：金錢絕非中立。非營利新聞也必須避免單一資助者的過度影響，並公開資金來源，以維持報導的獨立性。
台灣的公共媒體、公視基金會同樣面臨此課題。當財務捉襟見肘時，如何在尋求政府或企業資助的同時，維繫新聞獨立？這正是需要集體面對的倫理困境。
台灣新聞人必須面對的三個提醒
讀完這十三個聲音，我想到台灣新聞工作者至少有三個必須記住的提醒：
不要把「平衡」誤當專業：在假訊息橫行、政治謊言氾濫的時代，所謂「雙方說法並陳」常常等於助長謊言。新聞室要有勇氣做即時驗證與判斷。
AI 透明化是信任新門檻：當 AI 已經滲入新聞室的各個角落，媒體若繼續沉默，將被讀者視為不誠實。公開說明 AI 的使用，反而會增加信任。
倫理是公共財，不是內規：從匿名來源到資金來源，從照片驗證到選題安排，新聞室必須讓閱聽眾理解並參與，否則倫理就是空談。
新聞倫理不是一本古老的教科書，而是一場與社會共同進行的實驗。台灣新聞若要走出信任危機，必須從這些國際聲音中，找到重新想像與出發的勇氣。
Julie Gerstein and Margaret Sullivan（2025 /08 21），《Thirteen Journalists on How They Are Rethinking Ethics》，We asked newsroom leaders and ethicists what they’re keeping or changing in an era of Trump, “fake news,” AI, and industry decline.
[2] 新聞倫理學者 Stephen J. A. Ward 是國際知名的媒體倫理學者與思想史家／哲學家，擁有加拿大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哲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新聞倫理中心（Center for Journalism Ethics）創始主任，也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任教並擔任 Distinguished Lecturer，是多本關於新聞倫理與客觀性的重要著作的作者。
[3] Tom Rosenstiel是美國資深新聞人、媒體評論者與研究者，曾任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執行董事、創立並領導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隸屬 Pew Research Center 的新聞媒體研究機構）長達十六年，著有《新聞要素》（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等多本新聞倫理與媒體未來相關重要著作，同時為馬里蘭大學新聞學院「未來新聞學」教授。
[4] Steve Adler是美國資深新聞人與新聞倫理倡導者，曾任 《Reuters》（路透社）總編輯（2011-2021 年），之前在 Wall Street Journal、BusinessWeek、The American Lawyer 等媒體任職，學歷為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與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
[5] John Daniszewski現任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標準與信任（Standards & Trust）高階編輯，曾任其國際新聞部門領導人，具有四十年報導和國際採訪經驗，曾於多個戰地與危機區域任職外國通訊員與分社主任。
[6] Rod Hicks是資深新聞工作者與編輯領導人，專長於新聞倫理與多樣性議題，曾在 Associated Press 與多家報紙任編輯，也曾擔任「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的倫理與多樣性主管。
[7] Subramaniam Vincent是現任美國聖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馬克庫拉應用倫理中心（Markkula Center for Applied Ethics）的新聞與媒體倫理計畫主任，專精於新聞來源認證與媒體倫理與 AI 分發等議題，曾任史丹佛大學 John S. Knight 新聞創新學者，並榮獲北加州新聞專業人士協會（SPJ NORCAL）的傑出新聞服務獎。
[8] Swati Sharma 是一位印裔美國資深新聞人，現任 Vox 的主編暨出版人，曾在 The Atlantic 任管理主編，在 The Washington Post 擔任全球／國家安全與破題新聞編輯等職務，其新聞與政治科學專業出身於 Northeastern University，以「說明性新聞」（explanatory journalism）為其主導風格。
[9] Tony Cavin 是NPR（National Public Radio）之「標準與實務（Standards & Practices）」的管理主編（Managing Editor, Standards & Practices），負責制定與監督新聞倫理、用詞與報導標準的落實，包括如何在敏感議題上選字（如戰爭、偏見、仇恨等）以維持公平與信任。
免責聲明：本文為外稿合作單位授權刊登，如對內容有任何疑問，請向原作單位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