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7日 星期一

媒體自由退潮:從《Liberties 2025 媒體自由報告》看歐洲警訊與台灣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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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Civil Liberties Union for Europe(簡稱 Liberties)發佈的《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報告讓我們看到歐洲民主的脆弱之處:記者被威脅、媒體被收編、公共資訊被遮蔽、政治人物繞過媒體、民主機制被侵蝕。

台灣今天面對的,也是同樣的挑戰,只是呈現方式不同。台灣的危機不是制度倒退,而是政治人物利用新媒體技術削弱制度。直播政治變成政治人物的擴音器,而媒體卻被迫退到訊息鏈的末端。

Civil Liberties Union for Europe(Liberties)[1]發佈的《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2]揭示了一幅被侵蝕的歐洲媒體自由地圖——政府介入、監管失靈、媒體市場集中、記者遭受威脅。報告蒐集來自 21 個歐盟成員國的資料,由 43 個公民自由與人權組織共同參與,呈現的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歐盟諸國新聞自由的「系統性退步」。

然而,這份報告所呈現的民主陰影並不僅屬於遙遠的歐洲。台灣在許多面向上,正與這股退潮同行:政治人物羞辱記者、直播政治繞過媒體、政府資訊公開形式大於實質、媒體市場高度集中、公共資源分配不透明——這些趨勢共同削弱媒體作為民主守門人的角色。

本文以 Liberties 的報告為切入點,提出四大觀察,並針對台灣現狀提出批判與警示。

一、媒體自由的侵蝕:從法律之外開始

Liberties 報告指出,歐洲媒體自由受到三大壓力:

1、政府透過國家廣告、補貼等方式影響媒體(如希臘、克羅埃西亞、馬耳他);2、公營媒體被執政者政治化(匈牙利、斯洛伐克為惡例);3、媒體監管機構遭政治操控(報告中指出在保加利亞(Bulgaria)、克羅埃西亞(Croatia)與希臘(Greece)等國,「雖然存在所謂獨立的媒體監管機構,但這些機構卻面臨明顯的政府或政治干預」)。[3]。這些情況未必出現在法律相關法條中,而是在政治運作與慣例中形成。

台灣的問題主要或許不是「政府想控制媒體」,而是政治人物直接對記者施壓,並利用社群動員取代制度性監督。

近年來,部分台灣政治人物——以黃國昌等具高度社群動員力者為代表——把記者當成政治對手對付。在直播、社群貼文或記者會現場,公開羞辱或嘲諷提問者,並邀請粉絲「一起公審」。這些非正式的壓力,比法律更有效地壓縮記者追問的空間。

歐盟報告警示:媒體自由常在沒有修法的情況下被侵蝕,而是從政治人物的態度開始。[4] 台灣正走在這條危險路徑上。

二、記者安全:歐洲是暴力與監控,台灣是羞辱與動員霸凌

在歐洲,記者面臨的是示威現場暴力、警方干涉、政府監控與 SLAPP 訴訟(Strategic Lawsuits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5]。

在台灣,形式較溫和,但效果或許更危險:

1. 「直播羞辱」:台灣特有的 SLAPP 變形版,台灣並非用訴訟,而是用直播攻擊。

政治人物在直播中,播放記者提問畫面、斷章取義、貼標籤(「側翼」「有立場」「帶風向」)、煽動粉絲留言攻擊。此舉不僅消解記者的專業,還讓編輯台開始「避免派誰去問誰」,寒蟬效應在新聞室內蔓延。

Liberties 報告強調:羞辱、動員攻擊與網路霸凌,產生與 SLAPP 同等威嚇效果。[6]台灣正朝此趨勢快速下滑。

2. 媒體成了政治直播的布景

記者本該是採訪者,卻在台灣直播政治時代成為政治表演的一部分。這比歐洲的「街頭暴力」更隱晦、但更深層地侵蝕了新聞自由。

三、線上直播政治:民主透明的假象,權力壟斷的真相

在這份評論中,直播政治值得拉出一個獨立章節,因為它已改變台灣的民主體質。

1. 直播政治的本質:繞過媒體的權力技術

直播看似透明,實則是「自我敘事、自我剪輯、自我審核、自我問答」。它是一種「繞道」:繞過記者、繞過編輯、繞過查證、繞過反詰與挑戰。

Liberties 報告雖未點名直播政治,但其核心警告完全適用:民主的退化往往不是從法律開始,而是從政治人物繞過媒體開始。[7]

2. 「即時直播羞辱」是一種新型公眾處刑

直播成為政治人物的武器,以即時公開方式羞辱記者,讓記者與媒體承受巨大的社群壓力。這是台灣獨有的「非訴訟 SLAPP」。

3. 直播政治的「假互動」與「真單向」

直播看似參與式民主,實則是政治人物決定議題、決定問題、決定留言呈現、決定敘事框架。粉絲團成為情緒迴音室,而非公共討論場域。粉絲被政治人物動員出來公審他們的政敵。

4. 演算法放大政治人物的直播權力

平台演算法偏好情緒強烈、節奏快、影像化內容,使政治人物直播更容易主導議題。記者提問不再是公共問責,而成為直播的素材。直播,於是成為一種不必透過媒體、也不必面對審問,就能掌握民意的政治工具。

四、資訊自由與透明度:台灣的「玻璃門」問題

Liberties 報告批評歐洲多國利用拖延、模糊、拒公開等方式阻擋記者取得公共資訊[8]。

台灣的問題不是沒有資訊,而是資訊不一致、不可比、缺乏查核條件、濫用例外條款。政治人物搶先在直播上自行公布、操控議題,這造成一種「看起來透明、實際不透明」甚至會以假亂真的玻璃門現象[9]。

更嚴重的是,台灣政治人物使用直播公布資訊,使媒體對公共資訊的掌握權被剝奪。民主國家的公共資訊,應以媒體詢問為優先,而非成為政治網紅直播的素材。

五、媒體所有權、公共資源與監管:台灣與歐盟的共通結構問題

報告指出歐洲多國媒體所有權高度集中,受益所有人不透明(例如:法國、馬耳他、荷蘭等國)[10]。

台灣的情況並不更好:財團跨足媒體、娛樂、政治影響力圈;地方政府廣告分配不透明;公營媒體定位模糊;純粹的新聞機構逐漸式微;監管機構遭不同陣營質疑。這些都與 Liberties 所點出的問題呼應。

當媒體市場集中、政治人物直播化、政府資訊分散在社群平台,民主的「公共事實」就會瓦解。

六、台灣需要什麼樣的改革?五項建議

1. 政治人物應被要求遵守公共採訪倫理,不得直播霸凌記者。直播不是免責空間。

2. 記者協會與媒體公會應制定「直播干預採訪準則」,避免採訪權遭政治直播侵蝕。

3. 建立「國家廣告公開資料庫」,比照 Liberties 建議,讓政府資源分配透明可查。

4. 加強政府資訊公開法與審查機制,避免濫用例外條款。

5. 制定台灣版的反 SLAPP 機制(包含非訴訟型),包含直播霸凌、群眾動員的寒蟬效應。

6. 立法院應制定內規,禁止立法委員於各種會議中直播。

民主不是靠直播,而是靠問責

Liberties 的報告讓我們看到歐洲民主的脆弱之處:記者被威脅、媒體被收編、公共資訊被遮蔽、政治人物繞過媒體、民主機制被侵蝕。

台灣今天面對的,也是同樣的挑戰,只是呈現方式不同。台灣的危機不是制度倒退,而是政治人物利用新媒體技術削弱制度。直播政治變成政治人物的擴音器,而媒體卻被迫退到訊息鏈的末端。

當媒體退後一步,政治人物便前進兩步;當記者失去保護,民主就失去免疫能力;而當社會誤以為直播就是透明,我們可能正走入一個看得到政治人物的臉,看不到權力及事實真相的時代。

民主不是靠直播,而是靠問責。 而問責,需要一個被尊重、能自由提問的媒體環境。

[1] Civil Liberties Union for Europe(簡稱 Liberties)是一個總部設於柏林的泛歐洲公民權利組織,由數十個歐盟成員國的人權團體、法治監督組織與倡議者共同組成,旨在捍衛歐洲的民主制度、新聞自由、隱私權與公民基本權利。Liberties 專注於監督各國政府是否侵害言論自由、媒體多元性與公民參與空間,並定期發布跨國比較的年度報告(如《Media Freedom Report》),向歐盟機構提供政策建議,是歐洲最具影響力的獨立人權監督網絡之一。

[2] https://www.liberties.eu/f/oj-aem

[3] 詳註2:Liberties 2025 報告,Media Freedom section。

[4]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Introduction & Overview section。

[5]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Chapter: “Journalists’ Safety & Protection”

(報告內有長篇幅討論 SLAPP,並對比各國反 SLAPP 指令實施狀態。)

[6]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Section: “Online Harassment & Gendered Abuse” / “Chilling Effects”

[7]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Overview & Executive Summary(特別涉及政府直接對公眾溝通、弱化媒體的章節。)

[8]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Chapt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 Transparency”。

[9] 玻璃門現象(Glass-Door Transparency Phenomenon)指資訊看似公開透明,但實際上無法穿透理解、無法檢驗,也無助於真正問責的一種治理假象。政府或機構形式上提供資料,例如公告、開放資料庫或記者會資訊,但內容通常零碎、格式不一致、關鍵資訊缺漏,或被大量例外條款遮蔽,導致公民與記者雖然「看到門內的光」,卻始終無法真正進入理解實情。此概念對應公共行政學中的「不透明的透明」(opaque transparency)與「象徵性透明」(symbolic transparency),被視為資訊公開制度的一大盲點,常造成民主監督功能名存實亡。在媒體研究中,它常用來批判政府利用形式透明掩蓋實質不透明的治理策略。

[10]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Section: “Media Ownership & Pluralism”。

免責聲明:本文為外稿合作單位授權刊登,如對內容有任何疑問,請向原作單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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