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全被安排在出入口、車道口、櫃台前,以最低成本處理高密度的人際摩擦。
- 台北市大安區一間飯店地下停車場發生一起暴力事件,一場停車糾紛不到一分鐘,女子被壓制在地,遭連環拳打腳踢,導致肋骨斷裂三根、氣胸送醫。
- 事件畫面在新聞與社群媒體反覆播放,輿論幾乎一致指責保全「沒素質」,彷彿只要將他標籤為「惡劣加害者」,事件就算了結。
- Q:這篇在講什麼?
- A:保全被安排在出入口、車道口、櫃台前,以最低成本處理高密度的人際摩擦。
- Q:重點是什麼?
- A:台北市大安區一間飯店地下停車場發生一起暴力事件,一場停車糾紛不到一分鐘,女子被壓制在地,遭連環拳打腳踢,導致肋骨斷裂三根、氣胸送醫。

文/張家榕
台北市大安區一間飯店地下停車場發生一起暴力事件,一場停車糾紛不到一分鐘,女子被壓制在地,遭連環拳打腳踢,導致肋骨斷裂三根、氣胸送醫。事件畫面在新聞與社群媒體反覆播放,輿論幾乎一致指責保全「沒素質」,彷彿只要將他標籤為「惡劣加害者」,事件就算了結。但是,若僅將怒火集中在保全個人,便忽略了更複雜的事實,這名保全並非孤立的異常個體,而是從一個低薪、長工時、高壓且缺乏支持的勞動結構中「正常」產生的第一線勞工。
在都市生活中,保全既不被真正看見,也無法被忽略。他們被安排在出入口、車道口、櫃台前,以最低成本處理高密度的人際摩擦,如停車順序、車位糾紛、訪客管制、貨車卸貨時間、噪音與菸味抱怨等「難處理的事」。然而,他們薪資長期徘徊基本工資附近,夜班輪值打亂作息,加班時數常被「調班」、「補休」稀釋,教育訓練多停留在簽到、看簡報、考選擇題。在這種結構下,社會仍習慣以「素質」對保全提出高度道德要求,要微笑應對、耐心解釋、情緒穩定、不與客戶衝突,彷彿穿上制服後「專業人格」自動啟動。問題是,素質並非抽象德性,而是與睡眠品質、收入穩定、被尊重程度密切相關的具體狀態。當一個人長期處於高衝突環境,卻缺乏足夠休息、訓練與支持,情緒閾值會逐步降低,最終在激烈口角中爆發,表面看似個人失控,實則是制度在他身上出現破口。
從法律角度,這起事件屬於個人刑事問題。對駕駛持續施暴造成重傷,可能構成傷害或重傷害罪,受害者有權請求民事賠償。但若分析僅止於「壞人應負責」,就讓真正掌握資源與決策權者悄然退場。關鍵是:誰以何條件將此人置於此職?形式上,保全公司直接僱用,負責招募、排班、訓練與督導;委託方(飯店或物業管理)透過合約決定人力數量、勤務內容與服務價格。當人力被壓縮到最低、班表拉滿、教育訓練縮減、薪資固定在「能招到人就好」,這些決定共同打造出「高危險工作現場」,卻將風險全部集中在最末端的個人身上。這凸顯僱主責任與管理責任的核心問題。若保全公司明知以超時、超負荷排班,卻讓人員獨立面對高衝突場景,事件發生後難以主張「完全無可預見」;若委託方選擇保全公司只看價格、不重視訓練與人力配置,事後卻聲稱「只是外包廠商,與我無關」,此種切割在法律與倫理上皆站不住腳。換言之,保全的「超工時與低待遇」非道德中立的勞動現象,而是與公共安全直接相關的風險配置。每次管委會或標案會議選擇「最便宜的那家」,實際上是支持以壓縮勞工條件換取表面秩序的治理模式。當此模式累積到臨界點,便以暴力事件回擊整個場域,讓所有人,包括原本以為只是「買服務」的使用者,共同承擔後果。
此事件也揭露「素質論」的方便與殘酷,將問題歸咎個人素質最省事、最符合情緒直覺,卻遮蔽兩個不願面對的事實:第一,素質無法在血汗工時與底層薪資中孕育;第二,真正有權改善條件的不是現場人員,而是辦公室裡簽約、決定預算與人力配置的決策者。當社會只對第一線勞工喊「你要有素質」,卻不對資方與決策者提出同等嚴格要求,「素質」便成為單向要求與懲罰的語言。
若此事件能帶來有意義的反思,或許應從翻轉提問開始,在要求保全「有素質」前,我們是否願意承認並支付那素質的成本?談僱主責任時,我們是否只停留在事後賠償,而忽略長工時、低待遇、缺乏訓練等結構性預防義務?當社會一次又一次在新聞前震驚譴責,卻在標案與管委會決策中持續選擇「便宜優先」,下一段監視器畫面只是時間問題。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某個保全失控,而是我們已習慣一種邏輯:將安全外包、壓榨勞動,事後卻將一切責任推給拿最低薪的人。這起「停車口角到肋骨骨折」事件提醒我們:安全感不能靠最低價買來,專業不能在長期超時與低待遇中被榨取。談「保全素質」前,不妨先調整視角,從評價個人轉向追問制度,從要求現場情緒控制轉向要求決策者承擔真正責任。
作者:張家榕/台灣物業優化精進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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